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网络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安徽省在职人员进行发放问卷，获取在职人员接受高等教育年限、收入情况、工作年限、所属行业以及父母收入、父母接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所处职位级别等信息。在家庭背景因素下，运用明瑟模型对高等教育人员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估算，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因素中父母收入，父母接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所处职业地位均对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父母收入水平越高，接受文化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高则高等教育收益率越高。 通过实证分析解释了不同家庭背景对子女接受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同以及高等教育为什么没有充分起到社会平衡器的作用，并对这一现象提出合理建议，促使我国高等教育能够往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

　　《教育视界》办刊宗旨是启迪思想、拓展视野、创新为先、育人为本。肩负使命是宣传党和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教育先进经验，传播教育领域各种信息，指导和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高等教育收益率是高等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一个指标，能反映出对投资在高等教育上取得收益的大小，并能够依据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大小来判断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是否具有价值意义，因此对高等教育收益率进行估算，其数值可以为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是否值得进行投资提供一个参考[2] 。 家庭背景指提供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环境和物质条件，它包括父母的收入、父母的学历、父母单位和父母的职称。 家庭背景条件越好，对教育投资产生的收益率反而越大，这也导致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社会阶层比例结构不协调[3] 。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表示，家庭背景可以分成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衡量父母培养孩子的重要指标[4] 。 陈钊、陆铭基于中国城乡人口数据库对家庭背景因素进行研究，父亲接受教育文化程度、所在户籍以及社会地位利用对子女教育收益率高低有着显著影响，家庭背景越优越，子女的教育收益率越高[5] 。 文东茅研究表明：父亲的工作地位与文化程度对子女接收高等教育院校的选择、就业选择以及收入等均有影响，发现家庭背景不同对子女是否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具有显著差异[6] 。 宁光杰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获得的收益反而更低甚至不显著。 胡颖森、黄瑞研究表明接受教育文化程度越高所获得的收入也越多，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比中高阶层家庭对子女进行教育所取得的收益要低[7] 。

　　王孙禺、范静波研究表明，父母所从事职业地位以及父母收入对子女接受教育所获得的收益呈正方向趋势[3] 。 舒强、张学敏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远高于城镇家庭子女[9] 。周金燕研究表明，父母向子女转换其经济、教育以及户籍等优势的中介作用，且这一表现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趋于加强[9] 。

　　在已有研究中，大部分在研究家庭背景因素时将父亲收入、接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地位作为主要变量，很少是将父母整体的收入、接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地位作为家庭背景因素来研究，因此本文在研究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收益率时将家庭背景中的三个因素都以父母双方为标准，父母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工作职位级别融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1 样本和数据描述

　　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各个城市随机进行数据采集，省份包括山东、河北、江苏和安徽，通过社交平台转发问卷进行收集采用，该数据具有随机性和普遍性。问卷内容包括在职人员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行业等个人信息。 同时还对受访者家庭背景，如父母收入、父母职业和父母职位。 在职人员都有办公电脑因而通过社交网络工具“ QQ” 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问卷调查是一种高效方便的获取数据的方式。 根据问卷收回的情况对数据有效性进行筛选，剔除了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在职人员、父母一方有收入的群体、父母未接受教育群体以及父母有一方无工作者群体。

　　在职人员所属行业见图2。 我国一般把行业分成16类，但刘泽云等学者根据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由低到高将16 类行业又分为4 个大类：第一类为农林牧渔、建筑、采掘、批发零售、餐饮;第二类为地质勘探、制造业、水利、教育、文艺、广电和社会服务业;第三类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卫生体育、社会团体、房地产和其他产业;第四类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煤气、电力、水、金融保险、科学技术和综合服

　　务业[10] 。

　　2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2.1 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模型设计

　　明瑟模型[11] 主要是研究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的知识水平和工作中积累的劳动技能这两个人力资本形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在明瑟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行业这一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估算安徽省

　　3 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实证分析

　　3.1 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5可知，接受高等教育的在职人员的年收入的对数均值为 11.2897，最高与最低年收入对数的差数为 1.7429，接受高等教育年限均值为 5.89，基本在本科以上。 接受高等教育的在职人员的工作年限均值为 7.56，最长是 16 年，最短为 1 年。 在职人员所处行业均值为 2.86，以在第二类行业和第三类行业居多。 父母年收入对数均值为 11.3504，最高与最低家庭收入对数相差 2.5258。 父母接受文化教育程度均值为 2.12，基本处于高中以上。 父母职位均值在 1.89，接近处于技术人员层次。

　　3.2 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回归分析

　　采用 Stata 12.0 分析系统进行估计(见表 6)，根据模型(1)得到的回归结果，在职人员的高等教育收益率是 7.08%，模型(1) 加入了在职人员从事所在行业这一控制变量。模型(2) 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背景因素中父母收入变量，回归结果得出高等教育收益率为 7.32%， 比模型 (1) 高0.24%，且父母收入变量显著，说明有显著影响。 模型(3)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了父母接受教育文化程度变量，回归结果得出在职人员高等教育收益率为 7.56%，接受教育文化程度对高等教育收益率显著影响，比模型(1) 在职人员高等教育收益率高0.48%。

　　模型(4)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背景因素中父母工作职位变量，回归结果得出在职人员高等教育收益率为7.95%且父母社会地位因素对高等教育收益率显著影响，比模型(1)高等教育收益率高 0.87%。

　　4 结论及相关建议

　　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对家庭背景中三个变量进行研究发现，父母收入、父母接受教育文化程度以及父母工作所从事的职位对在职人员高等教育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父母工作从事的职位对在职人员高等教育收益率影响最大。 这一结果可能和父母从事的工作环境、人脉资源有一定的关系，父母的社会地位、人脉资源对在职人员选择岗位以及未来发展会有联系。父母接受教育文化程度对在职人员高等教育收益率也有一定的影响，父母接受文化程度不同对孩子的培养方式也会不同，会影响到孩子整个求学期间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以及孩子在未来就业方向上的选择。父母年收入对在职人员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影响，父母的年收入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经济基础，父母收入高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例如课外辅导、兴趣班等，这也对孩子学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由以上结论可知，本文家庭背景因素对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果与宁乔枫《 高等教育阶段明瑟收益率实证研究》 有相同之处，宁乔枫研究的结果是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收入有一定的影响[12] 。 家庭背景不同，家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也不相同，培养孩子的方式、给接受高等教育孩子早期提供的学习资源以及生活环境均不相同，这也解释了家庭背景中父母收入(经济资本)、父母文化程度(人力资本)、父母职业地位(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显著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个人影响是无法消除的，国家要尽量将个人家庭背景对个人影响降到最低必须采取公平公正原则，保证一个教育与就业均等的机会。 随着各省市高考政策的改革，不同家庭背景所处的地区不同则个人的成绩不同，这也会让差异地区的个人选择高等教育机会时受到限制。现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灵活贷款机制，解决贫困家庭子女学费问题。 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首先要进一步扩大政府对农村各阶段教育的投入，改善和提高农村贫困学生家庭的教育资助和补贴，通过建立更灵活机动的信贷助学机制来满足贫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需求。

　　(2)完善高考选拔机制，促进教育更加公平公正。完善高考选拔机制，促使接受教育机会更加均等，为我国选拔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通过完善有

　　关就业的法律法规，尽量让来自各个阶层的家庭接受高等教育者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就业机会，建立以能力为本的人才录用机制，真正做到“ 唯才是用”，保证教育的结果公平。

　　(3)改善贫困地区高等教育阶段的配套设施，提升师资力量。 对高等院校扩大贫困地区招生规模，全面实施对来自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而产生的教育费用通过国家补贴政策进行学费补贴。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有利于转变旧俗观念，提高文化水平，开阔视野以及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等。为了贫困地区今后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应加强贫困地区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大补贴力度、普及接受高等教育对自身发展的益处，转变读书无用的思想观念，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贫困家庭高等教育的水平。

　　参考文献：

　　[ 1 ]卡诺依.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M].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0：545-548.

　　[ 2 ]李实，李文彬.中国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估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90-196.

　　[ 3 ]王孙禺，范静波.职业因素与家庭背景对教育收益的影响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70 -77.

　　[4 ] COLEMANJ S， CAMPBELLE C， HOBSON J， et al.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R].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6.

　　[ 5 ]陈钊，陆铭.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

　　的作用[J].中国经济学，2009(10)：121 -132.

　　[ 6 ]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

　　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10 -18.

　　[ 7 ]宁光杰.中国工资差距问题的综合分析———完善工资形成机制、注重初次分配公平的视角[ 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2)：86 -91.

　　[ 8 ]舒强，张学敏.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

　　益风险[J].高等教育研究，2013(12)：50 -59.

　　[ 9 ]周金燕.明瑟教育收益率述评：计量方法及在中国的估

　　计趋势[J].教育学报，2015(1)：54 -61.

　　[10]刘泽云，萧今.教育投资收益分析———基于中国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研究[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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